圣诞节前的一个周末，我刚刚从旧书店里淘到了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徐志摩诗集》，都是十多年前上初中时同窗借给我看过的版本，欢天喜地的感觉有如老友重逢，自然周末带到寒舍去，伴着阳光和茶香细细品味。大约是中午时分，侍者有些犹豫地走过来，轻轻地问能不能和别人拼桌？我这才抬起头，发现寒舍里早已是座无虚席，而我面前的这一方小桌子上除了玻璃的茶壶和杯子外，全被纸笔和书占据，能够挪出来让给别人的空间，怕也只能放得下一杯咖啡了。侍者说没关系，那先生已经等了二十多分钟了，就是没有人肯分把椅子和放杯咖啡的空间给他，侍者见我常来，估计不是什么难缠的人。我倒也不计较，只希望坐下来的人不要打搅我的清静。侍者连声说不会的，闪过身子让我看站在那边的一个年轻的男人。是个干净整齐的香港人，中等的身材，鼻梁上斯文地架着眼镜，见我歪过头去看他，腼腆而友好地笑笑。我冲侍者点点头，他走了过来。坐下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说道：“我不会打搅你的，只是等人，一会儿就走。”我笑笑，将目光埋回到徐志摩的诗里，偶尔信笔地在纸上写几个字，丝毫没考虑他的存在。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书终于看完了，对面的他，要等的人却似乎没有来。我自顾地合上书，喝了口茶，将目光移向窗外，咀嚼着那些美丽的诗句，伴着口中的茶香慢慢地消化着。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一个低沉的，带着南粤口音的男中音，在我对面低声地吟着《偶然》的诗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将眼神掉转回来，似笑非笑地应答着……就这样认识了阿勇，一个在咨询公司里做总经理的男人，三十七八岁的年纪，看上去永远是二十出头的精力旺盛。阿勇出身草根，是个非常勤奋的人，靠着不懈的努力一直打拼到公司的合伙人和总经理的位子，只可惜曾经相爱的人受不了冷落，早已做了人家的妻子。客居上海的阿勇，试图通过交友的网站认识些美丽的上海姑娘。但往往不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再度冷落了别人，就是像今天一样与无疾而终的网友见面。
徐志摩的牵引，我和阿勇慢慢地聊了起来。他是那种沉稳的男人，沉稳得几乎有些内向；话不多，谈起莎士比亚和徐志摩来却充满了热情。香港人所受的教育，难免有极浓厚的英国殖民地色彩，推崇莎士比亚原本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一个男人，如此地崇拜徐志摩，少见得很。他的只言片语间，洋溢着对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挚爱。但凡男人肯坐下来跟女人谈文学，大都是居高临下的架势口若悬河；谈到诗，不是雪莱拜伦，就是歌德普希金，偶尔冒出两个陌生的外国名字和所谓的流派来，那一脸毫不掩饰的骄傲仿佛是衔着象征着男人专利的香烟，你越是生疏便越发地显示出他的知识渊博；女人大都是好面子的，听不懂又不好不作声，生怕沉默会给自己带来无知的帽子，印证了“绣花枕头一包草”的老话，只好在那里忽闪几下美丽的眼睛，扮出一脸崇拜的表情，洗耳恭听。而这样的崇拜，正好满足了男人的表现欲，于是在旁人眼里，也不知道是男人在糊弄女人，还是女人在戏弄男人。只是遇到我这随性而又无趣的女人，总是坦白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直截了当地答复说没有看过，不懂，将人家满腹的经纶愣生生地堵了回去，犹如空着的肚子平白地吃下一剂不对胃口的饮食，冰凉却又乏味，怕是要立刻闹肚子的。
还好，阿勇不是那种张扬的男人，吸引我和他交谈起来的，正是他那种含蓄和内敛的儒雅。我想他是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的，所以在我面前，即使是他钟爱的徐志摩，也没有太多的言语，只隐隐地让人感觉到他的热忱罢了，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过了一会儿，除了徐志摩的诗，我和他之间，竟然再也找不到别的话题。我知道那多半是由于他的性格，一个陌生的香港男人，面对着素昧平生的我，阅历，性格，彼此的生活背景，文化的差异，或多或少总是弥漫在小小的咖啡桌上；但或许还有我的矜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漂泊在外，我答应过母亲要好好地保护自己的心，不要受到无谓的伤害，于是无论是上班时还是下班后，我总是小心而又巧妙地保持着和异性之间的距离，即使是做销售的职业病，在陌生的男人面前，我也总是下意识地守着淑女的戒条，不谈一切和自己有关的话题。我们头顶的空气，就这样一下子凝住了。
阿勇似乎想让话题继续下去，于是提起了林徽因，试探地问是否了解那一段往事。我笑笑，不止林徽因，还有陆小曼，张幼仪，这浪漫的诗人的一生，哪里只是一个女人就可以了得。阿勇摇了摇头，那固执的劲头，仿佛面对的，是个相识多年的老友，“不是的，他只爱一个女人，就只有林徽因一个。”
我坐在那里，哭笑不得。似乎没有必要和初相识的阿勇讨论一个作古的男人和他的三个女人之间的爱情纠葛，人世间的情爱，又岂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因为所以？哪里轮到我们这些数十年后的旁观者来推敲咀嚼，岂不是有些浪费光阴？
“我将于茫茫人海寻找我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阿勇的目光挪向一边的窗子，眼睛里有一种奇异的光芒，喃喃自语。我没有出声，阿勇似乎意识到不自禁的真情流露，尴尬地笑了笑，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名片，“可以再见到你吗？”
我接过名片，笑了笑，没有问题。
那以后周末常在寒舍见到阿勇，有时候他去得早， 占位子， 有时候是我。就这样慢慢地熟络了起来，以兄弟相称。
“捣糨糊，” 好友猫儿听了我想要在音乐学院给阿勇找钢琴老师顺便升级到女朋友的打算，摇摇头哭笑不得地看着我。“你以为是升级电脑啊？”
“帮帮忙，” 我走上前去，诚恳地把手放在猫儿的办公桌上，身子向前倾了倾，“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是比就业更严峻的社会问题。阿勇兄弟不错的。” 我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我爱我家》里的台词。
“不错你为什么不自己上？” 猫儿鬼鬼地冲着我笑。
“我不是不来电嘛。” 我苦着脸耸耸肩。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亲人，知己，朋友，路人。阿勇和猫儿一样，是介于亲人和朋友间的知己，做不了亲人，总还可以相互帮助。
“少来啦，” 猫儿哧哧地笑着，“你这鬼灵精，我倒是要看看你的真命天子是何方高人。”
“我的真命天子你活着是能看得到的，我的条件又不差，嫁得掉的啦，我保证。拜托，帮忙先解决一下社会问题。”我和猫儿之间，就是这样的亲密。公司里的人，也只有猫儿可以这样推心置腹地没有秘密。
“你还是蛮有社会责任感的嘛，” 猫儿还是逃不过我死缠烂打的贫，笑着答应找找看。“怕了你啦。”
像猫儿说的那样，我这人平时是聪明过剩，一遇到情感问题，就不接招儿，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我知道都是因为那些清规戒律，文渊语录——“动什么别动心，一动就免不了会受伤害。”所以在金钟罩铁布衫的护心宝典没有破关之前，还是不要动心的好。猫儿说这样也好，没有爱情也少了烦恼，只是帮人的事情，当然要被帮助的人先同意。我得跟阿勇确定一下。
“是吗？” 阿勇淡淡地，他的脸被英式酒吧里的昏暗灯光挡着，看不见表情。
“钢琴啊，大佬。就您这样的上班，四十岁前还有三年，您能学个基本指法就不错了。”我懒得去追究阿勇的态度，“我当年可是练足了三年童子功，每星期四天，每天三个小时，自己家里没有钢琴，还要到老师家里去练。就这样，还顶多是个车尔尼的练习曲水平，肖邦的东西就彻底不用想了。时间有限，您抓紧点儿吧，哪一天‘啪’地掉下个梦中情人，您老人家的手都还是僵硬的，哪儿找庙哭去？”
阿勇沉默着。
“真的，不骗你。”我估摸着他还在犹豫呢，“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哪里有那么多未完成的心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钢琴这个东西，下手越晚手指越僵硬，练基本功的时间也就越长。人生苦短，等到老了才来叹息，晚了……”
“好吧，那就试试看。”眼见我又要拿出战无不胜的游说技巧，黑暗中，阿勇沉默了好一会儿，长长地叹口气，妥协了，“但是你得陪我一起去，我的中文，你知道的，有时候难免会embarrassing。” 难堪？快四十的人像个孩子般坐到琴凳上去，兴奋，忐忑，还是百感交集？阿勇还真有些腼腆。
“没问题。” 我爽快地答应下来。
过了几个星期，我都快将这件事抛之脑后了，猫儿说老师找到了，是音乐学院的研究生。猫儿某个男朋友的舅舅在音乐学院当教授，上次逛街的时候见过的。约好时间，说好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校门口等。
其实也就是八点过的样子，天就已经全黑了下来。上海是东方的明珠，早上四五点钟天际就翻鱼肚白了，晚上六七点的样子就黑了下来。刚来的时候总觉得还没睡醒呢，天就亮了，还没下班又黑麻麻的一片，住一年，就习惯了。
汾阳路上的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近代音乐家的摇篮，曾经是我年少时最美好的梦想。谁说我没有人生理想？只是梦破灭的太早，就不再去想罢了。不想给阿勇知道我的心结，咬紧牙装出轻松的样子。阿勇也一直沉默着，好像很专心地开着车，车里的音响，放着童安格的那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阿勇最近好像特别爱听童安格的歌，我反倒换了口味，从张惠妹的都市女人心，一下子换到了肖邦的华丽。
“你不是说想找猎头聊聊，看看自己的市场价值吗？”童安格唱完，遇上了红灯，阿勇顺手关上音响，专注地盯着交通，随意地问我，“我有个朋友上来做猎头公司，要不要聊聊？”
“好啊，” 我爽快地答应了，“不过我没有什么经验，不知道该怎么跟猎头公司谈？” 没经验的实话在阿勇面前，不用藏着掖着的。
“没关系，我星期天跟他一起去打高尔夫，你们认识一下，随便聊聊先。” 绿灯亮了，车子又跑了起来。
“又是高尔夫啊？” 我轻声地抗议着，本人对高尔夫球没有什么偏见，只是阿勇打高尔夫球，总是周末一大早就去浦东。我从来都找借口推掉了，但这一次，勉为其难，毕竟是阿勇在帮我，我还是有点儿不死心，“能不能找别的活动啊，吃吃饭，喝喝茶什么的……”
“不可以，” 阿勇的调子里，丝毫不想让步，“我们已经约好了星期天早上，何况，你也应该去浦东那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
“拜托，浦东有什么好的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那边空荡荡的，到处都在造房子，人影子都看不到一个……” 我真是越来越像上海小姑娘了。
“不要找借口了，早上八点我来接你。星期六晚上早点睡。” 阿勇今天是怎么了，总是不让我把话说完？
车子的速度慢下来，音乐学院到了。
第3章 琴键上的泪痕
“陈教授。”猫儿朋友的舅舅在音乐学院的门口正等着呢，阿勇停稳车，我跳下去打着招呼。猫儿说他的职称是副教授，和研究所里的称呼一样，没有人用副字。陈教授戴着副窄窄的银边眼镜，干净斯文的样子，虽然天色很暗，我还是能感受得到他身上的那股老上海的绅士特有的风度，他轻轻地握了握我伸过去的右手，然后先替我打开前面的车门，等我坐了进去，帮我关好门后，才上了车，朝琴房开去。一点都不做作。
“是作曲系的研究生，不是我们系的。” 作曲系，我的心又不由得下沉，好在陈教授和阿勇都没有看见。
“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喜欢上海人的坦白。
“钢琴系的课程比较重，他们每年都有好多国际大赛要参加，学生们都蛮刻苦的；作曲系相对要轻松一些。” 陈教授似乎觉得没有按照猫儿的托付找个钢琴系的学生有些对不住我们似的，但我明白，对于阿勇的水平来说，作曲系还是钢琴系，没有什么区别。
“多谢。” 阿勇客套着，我听得出来，他的语气有些不自然。
“顺便问一下，不要多心，” 陈教授和大多数上海人一样，比较谨慎，“应该识五线谱的哦？”
阿勇点了点头。
陈教授领着我们将车停在琴房外面，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下了车，硬着头皮跟了进去。阿勇似乎察觉到我的迟疑，回头默默地看了我一眼，但我不想说。陈教授说和小芸约好八点半，怎么还没来？于是要出去看看，阿勇大概觉得太过冷漠有些不好意思，见我冲他点点头，走过来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跟了出去。
近十平方米的琴室就剩下我一个人，有点空荡荡的感觉。我努力地控制着自己，坚决不要坐到琴凳上去。嘀嗒，嘀嗒，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们还没有回来，我的双脚，已经不听使唤地朝琴凳那边挪了。有些情感，有些记忆，是无法靠意志力的控制抹杀的。你以为披了枷，上了重锁，遗弃在某个角落里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忘着。多年以后即使翻将出来再面对，心情会平静很多，毕竟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坐下来才发现，原来心里的梦想虽然碎了，碎片却还一直留在那里，没有随着梦想而散去。翻出来的，依旧是当年的心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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